雕经
明神宗万历初年,紫柏至大云寺参访云谷禅师,在场的法本法师谈起袁了凡居士慨叹梵夹本大藏经,卷帙重多,不易流传,希望改为方册,俾使藏经得以广为流通,紫柏当下赞同,发愿作刻藏的旗鼓,同时撰“刻藏缘起”,陈说刻藏的利益,鼓励募刻全藏,得到陆光祖、冯梦祯、曾同亨及瞿汝稷等人的热心赞助。
紫柏命道开负责开雕方册藏经事宜,法本协助参与刻藏工作,并于万历十四年,与道开东访僻居东海牢山海印寺的德清大师,德清特由京城回访,二人相见恨晚,畅谈达旦。为刻藏之事,两人曾多次出入京城竭力奔走,当慈圣皇太后得知刻藏之举,本欲发内帑下令诏刻,紫柏却不愿接受,表示“宜令率土沾恩”,言明此事应让全国民众共同出资营办,普沾法益。
方册藏经的开雕,历经多年辛苦筹备,终于在万历十七年创刻于山西五台山妙德庵,以明代北藏为基本,对校明代南藏,由紫柏门人如奇法师等主持。后因山中苦寒,不便刻经工作,再加以地处偏僻,材料运送十分费事,四年后即南移至浙江杭州径山寂照庵续刻,故以“径山藏”(明藏万历版)称之。其后又在嘉兴、金坛等处开刊。门人吴用先修复径山下院化城寺,作为贮存经版之处,并施资刻经数百卷。后因各版皆在嘉兴楞严寺印行,故又名为“嘉兴藏”。
德清
万历二十年,紫柏五十岁,北游房山云居寺,朝礼隋代高僧静琬和尚所刻石经,于石经山雷音洞佛座下得和尚所藏佛舍利三枚。慈圣皇太后得知紫柏已至京城,命近侍陈儒备办斋供,供养僧伽黎。紫柏辞谢道:“自惭贫骨难披紫,施与高人福更增。”太后遂恭请佛陀舍利入宫供养三日,并赐内帑造大石函,将舍利重藏于石窟。
静琬和尚刻石藏经处,像设拥蔽,石经薄蚀,而琬公塔院也早已被寺僧所卖,紫柏于是以太后所施斋银将塔赎回。适巧德清来访,二人便共往石经山礼赞,紫柏请德清为舍利的发现及琬公塔院的复兴,撰写<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>及<涿州石经山雷音堀舍利记>,紫柏则撰写<房山县天开骨香庵记>。
其后,紫柏与德清两人在都门西郊相对畅谈四十昼夜,共议复修明朝《传灯录》,并相约前往曹溪,复兴法脉。万历二十三年,紫柏在庐山等候德清一同前往曹溪时,却获知德清弘法致难的消息,于是独自先行。紫柏行至京师,才知德清被谪戍雷州,便在江浒之地等待。时值严冬,两人相见于下关旅泊庵,紫柏握着德清的手说:“公不生还,吾不有生日!”并发愿为德清诵《法华经》百遍,祈求佛力加被。
蒙冤
明太祖的佛教政策,对于明朝的佛教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。明太祖规定所有的僧侣分为禅、教、讲三类,除了从事瑜珈事业的教僧之外,禅、讲诸僧只能在丛林中专事于禅修与经教的研习,使得僧侣多被限制于山林之内,断绝了与世俗之间的来往。这应该也是明中叶以前,历史上极少有高僧住世之相关记载的主要原因。
这种严格的僧俗隔绝规定,也是在妖书事件发生时,真可被询以“如何不在山中修行”的主要原因。这种“离群索居”、“经忏佛教”的佛教型态,与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。明成祖永乐因受僧人的帮助篡夺帝位,一改太祖对佛教严统的态度。成祖对佛教的尊崇,带动了以后各朝的佛教发展。各朝的帝王,几乎都好佛。由于帝王对于佛教的崇信,无论是在藏经的刻印,寺院的兴建,都有很大的帮助。王室支持的态度,对于明末僧人佛教事业的推动有极正面的影响。如紫柏真可与憨山德清在复寺与刻经的事业上,就都得到曾慈圣皇太后的赞助。然而帝王的崇信佛教,对于教团的发展也绝非只是正面的影响。朝廷错误的宗教政策,使得僧团过度的发展,导致僧侣素质的低落,这也是造成明末佛门衰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。
万历二十八年,朝廷征收矿税,宦官乘机扰民,南康知府吴宝秀拒不执行征税命令而被逮捕,夫人愤死。紫柏多方调护,授以毘舍浮佛偈予吴宝秀:“假借四大以为身,心本无生因境有;前境若无心亦无,罪福如幻起亦灭。”谆嘱其诵十万颂,当可出狱。紫柏忧心忡忡地感叹道:“老憨不归,则我出世一大负;矿税不止,则我救世一大负;《传灯》未续,则我慧命一大负。”
紫柏慷慨激昂的言论,终于引起朝廷的侧目,门下弟子与德清等人皆力劝他尽速离京。不久,谤言四起,忌者乘机诬陷他滥用公帑,乃朝廷内部倾轧,匿名“妖书”的造作人,紫柏遂蒙冤被捕下狱。
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,执政法司定罪论死,紫柏以世法如此,久住何为?即说偈云:“一笑由来别有因,那知大块不容尘。从兹收拾娘生足,铁橛花开不待春。”言毕,端坐安然而逝,世寿六十一,法腊四十一。遗骸浮葬于西郊慈慧寺外,后移龛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,万历四十四年于开山前文殊台荼毘立塔。